沈祖堯在新一期校長網誌撰文，他從新加坡前資政李光耀新著《My Lifelong Challenge：Singa-pore'sBilingual Journey》引發對雙語政策的感慨。新加坡自1956年推行雙語政策，至1965年獨立後改行「英文為主、中文為副」的新政，旨在讓當時人口不到三百萬，華人佔百分之七十的小島國得以「存活」。但三十年後，李氏卻開始鼓勵當地華人學漢字和說「普通話」。身為客家人的他，更身體力行，努力學習「普通話」。

　　沈祖堯表示，李光耀在書末再三強調，一個國家的語文政策是一條重要而漫長的道路，需要有彈性地根據社會變遷不時作出調整。「今天李光耀意識到雙語的重要性，甚至將他新書的收益所得，捐助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基金，加強學前兒童的中文教育，令他們可以中英兼善。」

　　由新加坡雙語政策的經驗教訓，沈祖堯談到中大推行四十多年的兩文三語政策（即中英文並用，英語、粵語和普通話並行），慨嘆全球一體化和西方主導的高等教育排名的出現，英語成為評核的主要媒介，非英語出版的研究和教育論文因而遭到不公平對待。

　　例如大部分的中文期刊因沒有引文索引（citation index）和影響指數（impact factor），以致作者發表的中文論文往往得不到適當的重視和認可，科技醫療等學科大概爭論不大，但是研究中國歷史、哲學或文學的學者，如果也要被迫投稿英語期刊，才能得到學界認同，那就不可思議了。難怪張五常教授在2012年1月3日《信報》上發表《歧視自己的悲哀》一文，直指香港受到重英語輕中文的影響，導致現在「不是老外歧視你，是你歧視自己。老外歧視你是他們的無知，你歧視自己則是崇洋媚外。」

　　沈校長還寫道，今天的中國已踏上世界舞台，中文的地位不容忽視。「語文政策不僅是教學和研究問題，還會直接影響我們的身份認同、文化傳承，以及知識在社會的普及傳播。我們的語言和文字，承載了我們許多的文化、歷史和價值。既然如此，好好珍惜保育屬於我們的漢語，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中英兼擅，讓教師的研究成果以文章的質量而非書寫語言作為評核標準。」

　　他希望，鼓勵老師着重質素，尤其是在與中國文化有密切關係的學科，不囿於發表語言而寫出最好的文章。「我們更希望與香港各大專院校攜手努力，帶起一個同時重視中文與英文的風氣；並帶動兩岸三地，重新對中文學術發展的重視。長遠來說，我們希望下一代的中文與英文能力同樣高。讓我們一起珍惜、重視我們自己的語言。」